与FT共进午餐:周濂

FT中文网编辑 王昉
2019.07.01 12:00

与周濂共进午餐的前夜,我翻出他几年前出版的畅销书《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重读书中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他在不同场合讲过多次,恰好也把他与我的职业——哲学学者与记者——联系了起来。

故事说的是,1939年,二战正酣时,维特根斯坦和学生马尔康姆在一次聊天中,谈到德国政府正谴责英国政府煽动谋杀希特勒。马尔康姆认为,英国人不可能参与这件事,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民族性格”。维特根斯坦听后很生气,以至与马尔康姆断交,几年后才写信给学生,解释自己当时的愤怒:“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它的简单幼稚使我吃惊……如果研究哲学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更为谨慎(而这种人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种语句的),那它有什么用呢?”

几年前读到这一段时,我心里咯噔一下,脸上有些发烧。但很快,我发现,“危险的语句”早非记者的“专享”。在这个互联网让人人皆可发声、情绪比事实更重要、惊人之语只能被更惊人之语压倒的时代,我们似乎人人都深陷“危险的语句”而无法自拔。

约周濂共进午餐,我希望从他那里,为这个时代病症寻求某种哲学的指引。对于网络时代人们言说方式的异变,以及公共场合中宽容精神的销蚀,周濂多年来是亲历者,也是思考者。他最近出版新著《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新书发布会以“温和的力量”为题。他认为,越是众声喧哗时,温和理性就越显珍贵。这本新书就是他温和发声的尝试,他试图通过梳理哲学经典,“打开各种思考的可能性”,减少公共讨论中的独断偏执。

即将与一位哲学学者对话带来的紧张感,在周濂走进餐厅时消失了。45岁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穿一件很有设计感的白衬衫,双肩背包,运动鞋,步履轻快,笑容亲和。走在餐厅外中关村的人流中,他很可能会被认作一位IT精英。我向他表达这一观感时,他呵呵笑了:“好像大家对哲学家有个刻板印象,就觉得你该是一个老且丑怪的人。”

1974年生的周濂,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完本科和硕士后,做过三年记者,200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在哲学这个高冷的学术领域,他是不多见的既有意愿,也有能力走出书斋、与公众对话、对当下发声的学者。哲学大家陈嘉映评价他是一位“能把道理讲得通俗易懂,甚至十分精彩的哲学老师”。这些年里,他著述颇丰,既有《现代社会的正当性基础》《正义的可能》这类学术专著,也有《“装睡”》《打开》这样面向大众的更通俗读物。他活跃于学术讨论、圆桌沙龙,不论在知识界还是年轻读者中,都是有分量的对话者和发问者,被称为“当下最重要的公共声音之一”。

我们打开菜单,开始点菜。祖籍浙江的周濂和我口味很接近,我们很快达成一致:笋干炖鸡,蒜香菌菇,清炒豌豆尖。

等菜上桌的间隙,我们聊起他的新书《打开》。周濂说,这本书的缘起,与他六岁的女儿布谷有关。因为每晚的睡前故事讲得有点辛苦,他经常从喜马拉雅上播放故事音频给女儿听。当喜马拉雅2017年邀请他开设一门西方哲学公开课时,带着“感恩之心”的他马上答应。从当年11月到次年8月,他以每周更新三次、每次15到20分钟的长度,讲完了整整100堂哲学课,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一直讲到20世纪70年代的罗尔斯。这本书,就是整理编辑后的讲稿集。在课程中,女儿布谷时常被他借用,来为抽象的道理举出鲜活的例子,以至于出现的频率“堪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

周濂的另一位家人,在学界早就为人熟知。他的太太,执教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刘瑜,也是一位活跃多产的公共知识分子,两人被称作一对“势均力敌”的学术伉俪。几年前,我也曾与她共进午餐

菜一一端上,很快摆满了我们之间的小桌子。隔壁桌子此刻迎来了几位女性客人,都在五六十岁上下,似是老友重逢,激动雀跃,餐厅一下子热闹起来。我们不得不抬高声调,甚至要稍稍侧耳倾听对方——我不无有趣地想,这对我们要讨论的话题,似乎是个很好的隐喻。

我问周濂,他和太太,在家里会讨论政治吗?会发生争执吗?

周濂笑道:“我们俩在政治光谱上是有差异的,她偏中右,我偏中左。我觉得这个搭配非常好,互相有牵制,不会让我往激进左翼发展,也不会让她往极右翼发展。而且,我们有互相靠拢的意思。”

“靠拢”一词,勾出了我最大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意见日益多元、对立、碎片化和极端化的时代,而我们面对的议题,又如此层出不穷,不容我们细想。大到国际关系、宏观政策,小到一场民间诉讼、一部电影,民意时常高度撕裂,不同观点间的“靠拢”正变得日益艰难。我们表达观点时往往仓促上阵,很多时候根本懒得探究真相、诉诸理性,急于按情绪站队、互贴标签。我问周濂,公共言说中的理性与共识,是否正变得越发不可能?

周濂承认,我们正面对“一场全方位的语言腐败”。除了官方对我们日常语言的侵蚀,比如随处可见的政治口号和军事化用语,网络语言更有着极强的腐化作用。“自媒体尤其如此。你看,他们的写作风格,基本上是以拒绝沟通和理解作为代价,以求最大程度激发起具有同样情感波段的人的反应。”

他说,在这种“同声相求”中,人们生活在“一个个不自知的高墙内”,墙内都是趣味相投的人,隔墙就变成“鸡同鸭讲”。

“触网”很早的周濂,论坛时代就在新浪BBS“耕耘过一段时间”。在写于2002年的《BBS中的政治游戏》一文中,他就认定,看似高度互联的网络社会将被断裂成有着不同趣味、取向、话语习惯乃至行为规范的小社会,在这样的小社会中,“人们追求的也就不是自由的表达或者表达的自由,而是趣味的投契以及幻觉的相互支持”。

作为一个哲学学者,周濂之所以对语言和表达抱有浓厚兴趣,首先是因为,语言是观念的载体,而且,借用哲学家利奥塔所说的“说话就是斗争”,在这个时代,言说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一种政治参与。所以,虽然认定经由互联网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是一种幻觉,但当时的他,仍对BBS寄予希望:“这些千差万别的、有着各自不同理念和旨趣的BBS汇聚在一起,就是一个对更大的更具有压迫性和欺骗性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反动。”

然而到了今天,这种希望似乎变薄了许多。言论空间的缩小、意见领袖们的消失、人们从论坛微博退缩到更私密的朋友圈、自媒体日益被资本把持、娱乐至死加戾气横生,让中国的网络表达经历了周濂所说的,从“全民开讲”,到“全民乱讲”,再到今天的“乱民全讲”。于是,“你越来越看不到所谓集体智慧的那一面,更多看到的,是集体行动的不可能的那一面”。

我们还会在这条道上继续走到黑吗?我问。

他显得比较悲观:“传媒学大师麦克卢汉说过,媒介即信息。媒介的特质决定了信息的传播方式。我认为无形的高墙会越来越深。”

在整个采访中,周濂的回答始终真诚坦然。他对问题的反应很快,但用词精到,对概念、比喻的选择透出严谨的斟酌与思考。他说,一位学员曾评价他的哲学课“不高冷,也不戏谑”,这个评价甚合他的心意。在严肃深度的讨论只能靠改头换面成“段子”才能流传的当下,他特别警惕自己也过度娱乐化。“我不希望学生是听我来讲单口相声的,我会把哲学的界面弄得亲和一些,但我不愿意向学生妥协,去谄媚他们。”

开放的心灵,严肃而真诚的对话,是他作为哲学学者的自我要求,也是他给这个时代难题开出的药方——尽管悲观,但他不愿放弃打破高墙的努力。在他的新书发布会上,对谈嘉宾蒋方舟认为,“温和的力量”在今天的公共讨论中已经失败了,周濂回应说,相比于“说服”,“理解”才是说理的终极理想。

“我们可以把道理设想成道路,我们在林间小道或通衢大道上行走,在这个十字路口遇到了你,在那个十字路口遇到了他,我们彼此之间以一种礼貌的正派的方式彼此问候,交换意见,但并不意味着从此我跟你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因为我们互相的沟通,我们达成了一种理解,这已经是在这个意见纷纭的时代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结局了,”他当时说。

回到我们的餐桌,我想请周濂用现实生活举个例子。我提起一年前他太太刘瑜卷入的一场舆论风暴——当时正值“Me Too”运动高潮,刘瑜对女权运动的一些行事方式提出了质疑,在网上招致激烈的口诛笔伐。我很好奇,他当时如何处理这场近身的舆论战?

他掏出手机,翻出刘瑜引爆舆论当日深夜,他发的一条200字的朋友圈。他先半开玩笑说,没想到太太会“以董存瑞炸碉堡”的方式“炸了朋友圈”,然后正色给出态度:“…… 走正步才要求‘步调高度一致’,讲政治才要求‘思想高度合拍’,爱一个朋友包括爱他/她与你的不同,否则你只是在爱自己。”

周濂说,其实他与刘瑜在对“Me Too”运动的判断上,也存在“微小的色差”,这十分正常。他所反对的,是哪怕原则一致的人们,只因为“色差”而争吵到要划清界限。

他更担心的,是公共讨论中,一种常见的“社会运动的逻辑”——为了宏大目标而忽略事实与细节。比如,“刘强东案”在曝出了事件当晚餐厅内外的视频后,有女权运动者随即表示,不论事实怎样反转,将“无条件”支持受害女生。

周濂说:“这就是我所反对的。‘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而变’,凯恩斯的这句话,托尼•朱特也说过。你可以不改变你的立场——你可以依然认为这是一个男权社会,是一个存在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但在新的事实出现后,你至少可以稍稍改变你的想法。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社会运动的逻辑,它考虑的是我这个运动所要达成的目标,它是不考虑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的。”

顺着女权运动,我试着暂别“如何讲道理”这个话题,涉入一片更大的险滩——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应该“讲哪些道理”。我提到中国一些自由民主派人士对于女权及LGBT等平权运动的一种看法,认为这些运动处理的是来自“后现代”的西方、在今日中国还较为“边缘”的社会议题,相比较之下,中国更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一个告别专制走向宪政的“前现代”问题。他们担心,围绕前者的各种喧嚣,掩盖了围绕后者的集体失声。我问周濂,后者这头“房间里的大象”,不是更需要被正视吗?

“房间里的大象,毫无疑问我们要正视它,”周濂答。“但是我觉得,中国社会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撞车的社会。建立宪政民主国家,这在西方来说,是一个现代早期的、17到18世纪重点要解决的问题;社会公正问题,是19到20世纪欧美面临的核心问题;LGBT,是21世纪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是同时出现的。”

那么,不需要先解决17世纪的问题,再解决21世纪的问题吗?

他答:“我觉得这里没有一个排序的问题,它们是同时进行的,而且彼此之间可以形成呼应。如果你一门心思只想着17、18世纪的问题,不考虑社会公正问题,你怎么去让底层人民支持你?你如果不回应LGBT问题,城市白领尤其青年人怎么会追随你?LGBT看似很边缘,但它可能作为一个突破口,席卷到其他所有的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非京籍的孩子没法入学,这难道不是一个紧迫的时代问题吗?难道不会引发非常多人的共鸣吗?这种问题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推动那些所谓大是大非问题的解决,对吧?”

周濂说,他觉得在今天的中国做一个哲学学者是件幸事,正是因为不同层面、不同时代的冲突一股脑儿扑面而至,学者们要做的,是找出它们的关联性,给出哲学的解释。“赵汀阳先生有本书,叫《一个或所有问题》,这个书名太棒了。我觉得中国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或所有问题。”

我说,在我看来,把这些不同问题串联起来的那“一个问题”,是权力的失范与制衡,问他是否同意。

周濂答:“约束权力,是一个至始至终的问题,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在美国也一样对吧?权力有各种表现形态,包括政治权力,资本的权力,微观社会生活当中的男权。我们需要全方位去应对它。每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不同的问题有各自的敏感,那就去做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必要彼此否定,比如我做的牛逼,你做的不牛逼——这是中国知识人最常见的一种心态,但为什么不能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呢?”

三年记者生涯,或许再加上BBS时代起就在“板砖四起”中游走的经历,让周濂的哲学思考总是带着“烟火气”,时事热点,网络新词,随手拈来。比如,要举出一个善用个体权力来抗衡另一种——这里是资本的——权力的例子时,他提到了“坐在车盖上的奔驰女车主”:“哦,那真是一股清流。她的说理能力和她的行动能力以一种非常偶然的方式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太厉害了。”

他强烈的现实感,背后是他对当代哲学家群体,乃至哲学这一学科的忧思。他说,由于专业分工过细,今天的哲学学者们,一不再构建体系,二很少对大众发声,只会用一套行业术语来“进行同行之间的窃窃私语”。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们,努力去解释世界,而今天的哲学家们,基本上都在“解释过去的哲学家”。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他们都直面他们生活的时代,他们同时回答永恒问题和时代的紧迫问题。但是今天我们的哲学生,好像完全遗忘了当下的紧迫问题的这一个面向,”他说。

那么,他觉得当下的紧迫问题,究竟是什么?我问。

“仍然是,人应该怎么生活,”周濂答。“在转型时代,我们作为个体,应该怎么生活?我在课堂上会反复谈到integrity的问题,就是说,你可能没有能力去改变时代的走向,但你至少可以保持内心的一致性,或者人格的完整性。比如说,在讲台上,你到底是不是在表达你内心的真实想法?在这个时代,这对教师或者学者来说,是一个极高的要求。”

这当然是一个极高的要求。当歌颂成为某种强制,当堂下可能坐着会举报你的学生时,你真的能够选择完全真实的表达吗?我问。

周濂答:“每次上课,我都尽可能地做到我口言我心,说那些我认为正确的而不是安全的话。”

他说自己是个“冲动型人格”,虽然课前会提醒自己有些话不要讲,但“到了那个时候,很自然还是要讲”。他在课堂上会讨论各种当下议题,既包括LGBT、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也包括香港“占中”、台湾大选、公民不服从背后的道理…… “对于我自己来说,‘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知识人,在这样的大时代,如何自处,如何做出判断和选择。”

说起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的选择,我提起三年前他写过的一篇长文《个人自由与大国崛起》。文章探究的是百年前一位成就非凡的德国知识分子马克斯•韦伯在关键时刻的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如何一度将他的祖国助推上一段“现代性歧途”。自由主义者韦伯面对德国在世纪之交的深重危机,彷徨于无地时,放弃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转而拥抱民族主义以及克里斯玛型的政治领袖,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纳粹的兴起。

“你说的不错,我写那篇文章时,心心念念,想的都是中国问题,”周濂说。“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跟今天的中国有很强的映射关系。种种原因,导致当时的韦伯一度向往一个克里斯玛型的领袖人物来拯救德国民族,这也是当时德国的一种普遍心态。而中国从来不乏这种土壤,对吧?于今尤胜。知识人在其中虽然能做的很有限,但是至少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是你要做一个判断和选择。”

在政治光谱上,周濂选择站在“中左”的位置,自称自由主义阵营中的左派。这个立场,用台湾学者钱永祥的话说,是“看到了社会底层“、强调社会福祉的自由主义。而周濂说,这个选择让他在今天的中国各处“不受待见”:“古典自由主义者一看你谈福利国家,就觉得你是不是要搞大政府;‘新左派’更像国家主义者,他们当然不认同你,但是在工人权益、‘低端人口’这类问题上从不见他们的身影;所谓‘毛左’倒是讨论贫富差距和底层工人阶级状况的问题,但他们的思想资源完全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那一套;激进左翼会说你眼光不够前瞻性,对女权和LGBT问题支援不够。所以你会发现,‘中左’在今天的中国很尴尬。”

但他却认为,“中左”对当下中国的现实最具相关性:“一方面坚决要求约束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又试图为社会公正发声,就是秦晖老师讲的‘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双管齐下,对政府的要求其实比右派更高。”

虽然“左右为难”,周濂一直在温和地坚持。他说,写作,就是他不断自我拷问、澄清想法、然后坚定自己价值取向的一种努力,“就像刘瑜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说,在雪山中爬行,你一定要不断提醒自己,不要睡过去。”

话到此时,我意识到,我们的午餐已经吃了近两小时。隔壁桌的朋友们不知何时已经离去,餐厅里已重归安静。我们桌上的菜没怎么动,因为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交谈上(事后周濂表示,他那天的确没吃饱)。我问周濂,新书之后,他接下来的努力方向,并且提到独立学者荣剑几年前写的《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荣剑将周濂列为这“第三波”中人,对他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构”上寄予厚望。

周濂说,自己接下来的确想在理论建构上花更多功夫,“老老实实退回书斋,写出一两本自己还满意的书。”

会从理论建构,进入到实际的制度建构吗?我问。

他诚恳回答:“实际制度的建设,需要大量的社会科学的训练和储备,要对经验世界非常了解,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样的自我预期。”

他的自我预期,始终是“培育公共政治文化心理”,就是培养公民一种“理性对话、宽容异己、据理力争,但是在道理面前也甘于认错”的能力。

“转型如何发生,在这个国家是不可预见的,完全是偶然的、低概率的事件。我觉得知识分子也好,或者说像你们媒体人也好,我们从来不可能为这一天做准备,我们是为第二天做准备的,”他说。

这句话,有如几年前那句“危险的语句”一样,霎时让我若有所思。带着对“第二天”的遐想,以及对自己的职业的又一层思考,我与周濂挥手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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